对“百年变局与东南亚华人华社”的几点浅见

丘 进

6月8日，我接到庄国土教授微信通知我参加此次研讨会。我当时给国土教授回复信息如下：

尊敬的庄教授好！接到会议邀请，甚为欣慰。会议主题切合国际情势，以更高、更宽之视野，洞察东南亚侨情，对政策制订和学术研究皆有积极的意义。但本人退休十载，全神贯注于休养生息，鉴于疫情，近期一直躲在偏僻的皖东小县城里，几乎处于封闭状态，手头没有一本书籍资料，每日除了聆听“新闻联播”，无任何其他信息来源，对境外社会与侨情变化，更是毫无关注，以致思想禁锢，眼界茫然，文思枯竭，实在不敢涉及学术研讨，只能抱憾裹足。但非常希望看到此次盛会之成果，以启愚钝。

庄教授非常客气，给我回复数则信息，他理解我的困难，但仍敦促我在网络上参与。出于对庄教授的无比崇敬，我只好以这种自己不熟悉的形式参会。但本人只能在信息闭塞、知识过时、思想陈腐的状态下，略抒一点陋见，目的在于获得与会学者的批评与指导，发现自己的短缺。庄教授再次鼓励我，嘱我消除顾虑，“放开说对侨务的看法”，“说自己愿意说的话”。我深受感动，在朦胧状态下，匆遽整理了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提交会务组。此非正式文稿，错误必多，希望各位专家多多包涵。

一、对“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理解

本人以为，20世纪以来之百余年，中国发生的与海外华侨华人有重大关系之大变局，至少有若干起，如：辛亥革命（驱逐鞑虏，还我中华），抗战（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精神达到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文革（灾难性的重创），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经济与世界接轨、融合）。而使中国真正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另一次重大变局，我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够格的，虽然在教科书和正式宣传材料上提及不多，分量不重，但其实际效果和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中国入世的这短短20年，无论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还是对海外华社的影响，都极其显著。此前（即“改开”初期）侨胞回国回乡，最为热门的牵线搭桥、招商引资、建桥修路、捐赠汽车设备、建设学校医院等，愈渐稀疏，甚至几近绝迹，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不但快速超越周边和东南亚国家，而且很快把亚洲四小龙、欧洲澳洲的众多发达国家甩在后面，海外华侨华人当年的经济优势，难再显现。东南亚各国的华商着力于进一步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经济，以新的姿态，通过国际贸易和多边合作，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此处顺便说到侨乡。近些年中国各地注重环境建设和改善，农村建设也同步提升，原来的侨乡特色已经不太明显，换言之，非侨乡不比侨乡差了。这对于老一辈的华人华侨来说，也许是一种传统观念的改变，因为“侨”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已经被其他因素所取代。

最近，我们注意到，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原因，中国“改开”初期最为活跃的外资企业（甚至包括部分民营企业），其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近几年速度和规模十分可观。但由于中国的体量巨大，东南亚国家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的产业和贸易，据业内估计，从一般贸易观之，东南亚各国在二三十年内，最多分享中国中低端产业链的三到四成，而且与华侨华人关系不会太大。

二、从历史角度观察东南亚华社在传统和文化上的变化

“侨”在汉语中是个比较高贵的词。华侨有规模的出国定居，始于清末。对于古时的中华民族和社会而言，满人是颠覆者，即使在清朝，其人数比例也很小，故清廷对于汉人（南人）的不满和反抗极为敏感，尤其不愿意看到闽粤沿海地方的海上交通，故清朝海禁之严苛，更甚于前朝（例如下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在统治理念上，清朝廷则力图用汉文化治理汉人，具体做法是强化和提升朱熹理学，使之成为正宗儒学的核心，例如大力提倡遵从天意，勿离故土，固守家园，尽孝先辈，鄙视经商，等等。此种理念不仅在中国成为定律和风气，而且随着华侨出国也带往海外（《尚书》：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这种传统和价值观在各国老侨社会中长期存在，而且代代相传，至今不息。

老一辈侨社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延续百年，直到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开”之后，在新一代的华人（华裔）中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在居住国的植根生存和发展，与祖籍国在文化上开始疏远和陌生；二是因为多数新一代华人接受主流的现代化教育，被全球化普世价值观深深影响，他们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多元（或多种族）文化的一个自然而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东南亚某些国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我感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值得展开比较研究。

新一代华人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加关注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是：积累个人财富——这一点颇得中国老侨先辈之天性，以及获得先进的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此外，他们有意无意地摆脱或减弱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不太愿意参与政治性活动，而是倾向于关注商贸、科技、文化教育。这与他们所在国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尤其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和思想自由等方面，对他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例如在最早的东盟五国（新马泰印菲），新一代华商和高端人士比较集中，规模也大，与另一类国家（缅越柬老）形成鲜明对照。

近些年，在东南亚地区，新一代华人有再移民（往欧美澳）的趋势，似乎也受上述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加看中那些地方的多元、包容、人权、自由和个性发展，实际上这些因素也更加便于和利于他们继承、发扬从老一辈承传下来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特质。

所以在海外华人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问题上，既要追寻华人华社的历史传统，也要考虑他们面临的各种现实价值的因素，不宜偏颇。

三、关于忠诚度问题

东南亚华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比例，从二战后的90%以上，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约80%，目前占比可能不足70%。根据庄国土教授的研究，在本世纪初，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5000万。一个侨界长期关注的问题是：华人的忠诚指向和忠诚度。这在上个世纪的百年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话题。但随着中国“改开”的深入和发展，尤其中国入世以后与各国关系的变化，中外经贸互利的提升，东南亚各国对华人忠诚度的关注明显下降了，代之以各国与中国多方位合作关系（特别是经贸）的兴趣。这也许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对东南亚新一代华人（华裔）的观念有更多、更深的影响。

正如王赓武教授所说，现在对于华侨华人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到自我，不再在“被同化”与“落叶归根”之间纠结。

此外，近十年来，因为中国入世等原因，香港在经贸领域对东南亚的影响逐渐式微，但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标签和象征。所以从香港的角度去观察东南亚华人华社的发展变化，仍然值得更多关注。

从近百年的历程来看，华社的变化和发展，离不开三个硬条件，或曰充要条件：一是自由的、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二是国家和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三是多元文化的宽松氛围和健全的法制。

此外，本人拙见，在上述历史性过程中，华人华社的状况，与定居国与中国的关系不一定成正相关。这是一个涉及十分广泛而深刻的课题，此处不赘。

四、回到主题

为了弥补自己对此次会议主题的无知，前几日，我给几位海外友人发了微信，询问他们当地华侨华人和华社的基本状态，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国际关系、疫情防控等的看法，有些问题涉及一定的敏感度（比如俄乌冲突）。但无论是欧美还是东南亚的朋友，他们的回复令我有些失望，因为不是答非所问，便是顾左右而言他，尽管他们在我眼中都属资深的侨界精英，平时是颇为多言善谈的。欧美国家的朋友或许对国际问题尚有兴趣，但东南亚几位人士则对政治比较淡漠，称当地华界对中国的敏感问题一般不公开谈论，华文媒体只做一般的中立性新闻报道，寡有倾向性评论。

我感觉他们不一定是担心什么，而是自然地表现出不太关心这些问题。

如是看来，我们所认为的一些重大问题或确立的研究课题，未必就是海外华侨华人关心的焦点或兴趣所在。

鉴此，本人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虽然很快，变化很大，但对于海外华侨华人和华社而言，尚未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这种变局还处于某种蓄势待发的阶段，需要拭目以待，至少要等到年底二十大以后，会出现更新、更重要的战略性变化，也可能与奥密克戎病毒是否继续变异以及我国的防疫政策和效果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最后，本人觉得，华侨华人研究，更多的是一个学术领域，应该尽量让其回复本位，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反衬或照映到社会和政治上，作为一种参考，或许能有更多的活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