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政治中的爱情，还是不是事？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林达丰

四位新加坡议员的两段“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不经意间承载了横跨南海文化共同体将近半个月的焦点，大国局势剑拔弩张的阴霾中突然“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也在许多小圈里诱发了那个“后现代政治中私德还是不是事”的老题。人们觉得，在后现代社会里，公司治理似乎与领导国家无别。领导者似乎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不用太在意私德，毕竟美国人已经把一个换了三任配偶的地产商选进白宫，肯尼迪在白宫快乐生活和克林顿与实习生也已然是当代政治中已稀松平常，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有点土炮。但事还是来了，还不小。

小时候每每读到近代早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商业寡头家族——巴迪、美第奇参政，也经常在想，既然资本主义政治是为经济服务，政治也是交易，何不不直接找个商人上去，也是后来才完全想明白，政商处理一件事的出发点还是有很大区别。政治的内容再怎么让人一言难尽，面上得……decent。精英私德问题一旦细分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判然有别。商界习以为常的逻辑未必适合政界。

不重精英私德重业绩本质是一种经济逻辑。企业里确实是只要能赚钱，涨KPI，没有谁真正在意领导或者手下的私生活。但对于政治精英、路人皆知的花边新闻只是触及一个很简单的统治禁忌——合法性的形象基础。在多数终身一夫一妻的普通民众眼里，政要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基石。否则美国总统候选人也不用挖空心思展示个人家庭幸福的效果，选了这行，维护人民对朴素幸福的认识就是专业需要、职业道德。

古往今来，人民未必能理解隐藏在复杂预算案、经济立法中的利益输送技术，但从古到今婚外恋很容易被老百姓解读为权贵可以逍遥法外的证据。即便中情局，也感慨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在阅读每日简报时，对各国政要艳事的专注。人类政治创新千年，制度这个桶上，最短的板依旧是人性。

婚外丑闻引发的想象力将降低统治集团总体形象，进而波及合法性，威胁各种具体施政、倡议。政治不怕别的事，就怕一本正经说事的时候，对方脸上出现一丝微笑。新加坡还有特殊性，族群问题和恐怖主义威胁都不小，这都是社会不满的迹象。政府高层婚外恋，鉴于围绕这类人物的利益纽带，更不是简单私事。李显龙总理和毕丹星主席清楚这点，所以必须介入。

其次，形象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叙事和记忆控制，治愈婚外丑闻最好的药就是时间和淡忘，让新的轶事去打救舆论永远喜新厌旧的灵魂。但政治人物不同，议员是天天接待选民、上电视发表政见的人。每个选民见他的时候都自然联想起眼前这人的婚外恋，肚子里偷偷笑。每天见每天笑，笑到下次选举。

这些负面影响对政党、议员形象、选情都是灾难性打击。这不像经济精英，就算真有事，躲办公室里看几个月股市曲线，淡出视野，直到刷出一笔户振奋人心的业绩时，事情就翻页。人嘛，则有得以完美地重出江湖。

工作环境不一样，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逻辑固不相同。新加坡一个政治精英的崛起，从人选选拔到职位安排要耗费政治高层少则数十年的悉心栽培和深思熟虑。在新加坡政治高层的眼里，最担心的恐怕依旧是突发性职位空缺导致的权力真空和随后的群雄逐鹿。激发党内分裂，也给以对手以机会。权力过渡，永远是政治人物的梦魇。

总之，在这件事之前、当时、之后，爱情的奔放诉求与政治的克制约束——这无解的冲突，终将持续上演。待狮城尘埃落定之际，政治看客的视野中应该又会有别的故事在酝酿。

（《鹭岛南望》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马来西亚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就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相关国际问题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专栏，本文是系列评论的第9评。文章仅为个人观点。）